唐代史学的奠基者

令狐德棻（583年—666年），字季馨，宜州华原（今陕西铜川）人，唐初史学家。出身于河西望族敦煌令狐氏，其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，父亲令狐熙为隋朝鸿胪卿，这一背景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，打下了丰厚的文史功底。令狐德棻一生横跨隋唐两代，见证了隋末动乱向唐初盛世的转变，并以自己的学识和智慧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，最终成为唐代史学的奠基者和标杆人物。

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李渊在太原起兵，令狐德棻做出了影响一生的抉择——他没有像多数隋臣那样负隅顽抗，而是选择归附李渊阵营。这一选择既体现了他对隋末暴政的清醒认知，也显露了士族文人在乱世中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。武德元年（618年），唐朝建立，令狐德棻颇受李渊信任，被任命为起居舍人（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），后升迁为秘书丞，负责掌管图书典籍。自此，令狐德棻正式踏入大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圈，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接触宫廷档案的便利。

自隋末战乱以来，典籍亡失散佚甚多，文化传承面临断绝危机。令狐德棻痛心疾首，遂向唐高祖李渊提出“购募天下书”的建议。他提议以朝廷之力，广泛征集天下流散书籍，并设立专门机构整理补录，对献书者“重加钱帛”作为奖励。这一政策效果极佳，数年间“群书略备”。此举不仅体现了令狐德棻身为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，更挽救了大量濒危文献，为贞观时期的修史工程和文化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就这点而言，令狐德棻与牛弘一样，都是倡言征集典籍的代表人物。两位陇籍名臣，先后为国家典籍和文化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令狐德棻还敏锐地意识到文化重建的紧迫性。自南朝刘宋以来，好几代都没有编撰纪传体的正史，梁、陈、齐朝尚有史料文献可引，但是周朝和隋朝的典籍因战火大多遗失，目前还能闻说一些史实，修撰史书可以此为凭据，若干年后，恐怕这些事迹都会完全湮没。另一方面，令狐德棻深谙史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，他认为唐朝受禅于隋，隋又承继于北周，加之唐高祖祖上的功业多在北周，如果不加以编次文史，则无法光显先世的勋绩，也不能告诫古今。为此，令狐德棻首倡为前朝修史，唐高祖也极为赞同，立即下诏安排人员编撰。但由于此时政局尚未完全稳定，又缺乏明确的主编等因素，经过数年都未完成，不得已而搁浅。

令狐德棻修史的初衷是通过抢救性整理典籍来延续文化血脉，核心目的是为李唐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。他后来主持编修的《周书》就秉承了这一政治理念。《周书》不仅系统记录了西魏及北周的历史，填补了南北朝后期的史料空白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强调北周的正统性，巧妙厘清唐承隋、隋承周的历史链接，从而消解了唐王朝“篡隋”的危机，巩固李唐地位的合法性。

本着为迎合统治者而构建正统的修史目的，史官就不得不在皇权与史笔间寻找平衡。令狐德棻的高明在于，他既能坚持“直书”原则，也能顺应政治需求，实现了“史德”与“史才”的有机统一。诚然，令狐德棻将历史书写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，虽然肯定了李唐政权，但也难免导致史书的客观性受损，刘知几于此多有批判。

令狐德棻“文史不存，何以贻鉴今古”的修史主张，与唐太宗“以史为鉴”的治国理念高度契合。贞观三年（629年），唐太宗再次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，重启修史工程。这一次，他们组织更为周密，分工十分明确。令狐德棻除了负责修《周书》，还主持编汇梁、陈、齐、隋诸史，实际上担任了总主编的角色。贞观十年（636年），五部史书全部修成，唐太宗为表嘉奖，赐令狐德棻四百匹绢。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，令狐德棻的贡献不仅在于编撰了几部史书，更在于他的史家自觉意识，他要用文字来塑造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，为一个统一王朝创建完整的历史叙事。

令狐德棻还相继参撰订正了《艺文类聚》《晋书》《五代史志》《氏族志》《唐律令》《太宗实录》《高宗实录》《凌烟阁功臣故事》《皇帝封禅仪》等书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，成就辉煌。《旧唐书》赞曰：“创修撰之源，自德棻始也。”这评价，令狐德棻当之无愧。

令狐德棻的修撰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他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乱世中的文化救赎，构建了官修史书的制度化范式，对唐代史学体系和史书的体例具有开创之功。如写《周书》时，他突破了南北朝时期的地域偏见和断代史的局限，在叙述一国史实的同时，兼论别国重大事件，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整体特征。又如写《晋书》时，于纪传外，独创载记一体。再者，他培养和提携了一批史学人才，后来成为唐代史学的中坚力量。

令狐德棻晚年仍笔耕不辍，勤于著述，国家凡有修撰，无不参与，这种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着实令人敬佩。令狐德棻的长寿，让他得以见证唐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迁，从而他的史书具有一种难得的历史纵深感。龙朔二年（662年），八十岁高龄的令狐德棻上表致仕，获准并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令狐德棻病逝，享年八十四岁，谥号“宪”。

令狐德棻一生以笔为犁，在历史的沃土上辛勤耕耘，虽是一位被时光尘埃半掩的儒者，却是史学星空中的耀眼大星。

（执笔：清辉 编辑：王丽娜）

来源：黄河清风